算是个命题作文，在上篇关于介绍苏联的改革开放——新经济政策时，有网友问能不能详细说下斯大林为什么要终止新经济政策和新经济政策前苏联的经济模式，准备分成两篇讲。

　　先说斯大林为什么要终止这个政策，其实斯大林在新经济政策施行的初期是坚决拥护该政策的。

　　当年斯大林在党内的对外表现是永远和列宁主导的方针路线保持一致，并在执行层面全面配合，从不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新经济政策推行时主要的反对派代表是托洛茨基，可以说斯大林当时对其的反对意见进行了坚决的回击。

　　在1921 年俄共（布）十大上，斯大林支持列宁的粮食税提案，强调 “必须放弃空想的直接过渡，转向适应小农经济的务实政策”。批评托洛茨基派提出的 “超工业化” 主张，认为其忽视了新经济政策下农业积累的重要性。

　　此后又在《论俄国人的战略和策略》等文章中指出，新经济政策是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因素恢复国民经济的必要手段”，强烈驳斥了 “新经济政策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的论调。

　　并主导了新政策在基层的传达与执行，针对部分地方干部抵触新经济政策的行为，他下令开展党内整风，要求各级党委 “严格执行粮食税法令，保障农民的经营自主权”。多次强调 “新经济政策是为了恢复经济，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

　　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发表《论列宁》《悼列宁》文章，宣誓 “忠实继承列宁遗训”，公开拥护新经济政策。

　　在接下来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权力斗争中，反对列宁主导的新经济政策也是托洛茨基被批判的理由之一。

　　强调工人阶级对经济的绝对控制和计划经济的全面实施。新经济政策会让他主张的工业集中化、农业集体化、劳动军事化的理念相悖，是对革命的妥协。

　　质疑新经济政策的市场调节机制，认为会导致官僚和腐败情况的发生，主张强化国家计划控制。

　　对于托洛茨基的观点，斯大林联合托洛茨基的政治对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新经济政策的支持者布哈林形成多数派，指责托洛茨基试图以 “托洛茨基主义” 取代列宁主义，破坏党内团结与领导核心威信，破坏工农联盟，终于在1927年将其开除出党。

　　但有意思的是斯大林在终止新经济政策，推行新理论的标志性事件，1928 年发表的《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文章中，其终止理由和其后施行的政策和托洛茨基的主张近乎完全相似。所以不要看政治人物说什么要看他是怎么做的。

　　可以说斯大林当时的政治谋略就是利用派别矛盾，先联合加季诺维也夫、米涅夫批判托洛茨基，再联合布哈林打击季诺维也夫、米涅夫，最后再批判布哈林 “右倾投降”。各个击破，逐步确立个人权威。

　　而当斯大林最终在1927年12 月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击败所有反对派，确立了最终领导地位后，他已经不再需要联合其它势力，可以全面推行自己的意志了。

　　在1928苏联全境风调雨顺，在粮食产量达 40.52 亿普特出现大丰收背景下，国家收购量反而骤降了约 1.28 亿普特（约 209 万吨），比最初计划的征收量少了约3亿普特，当时苏联的外汇收入主要依托粮食出口，这导致出口骤降 84%，外汇收入大幅缩水。

　　而骤降的原因也很简单，苏联一直推行的是工农业 “剪刀差”政策，当时政府的收购价低于市场价约 30%到40%，于是农民不愿意将粮食出售给政府，而斯大林未来的工业化政策又急需资金，最终导致终止新经济政策转向强制征粮与集体化。

　　多说句什么是“工农业剪刀差”，就是为支撑工业化积累，国家长期压低粮食收购价，而工业品价格偏高，差额造成的利润用来做为工业发展的资金。如1928年苏联通过 剪刀差 从农民手中获取了的资金就有约 20 亿卢布。当然剪刀差是中国人的叫法，苏联的官方叫法是“工农业产品价格差”，理论依据是斯大林提出的 贡税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筹集资金搞工业化，既不能走资本主义国家掠夺殖民地的道路，也不愿借贷奴役性的外债，只能靠内部积累，那么只能向农民征收 贡税。

　　这次粮食收购危机对苏联内部冲击很大，斯大林将其归为 “富农对苏维埃的进攻”，要求强制征粮。不久后苏共中央向全国主要产粮区派出了中央巡查队，宣布动用刑法第107条强制搜查并没收富农（实际执行中主要是针对中农）的囤粮，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补足收购缺口。但这一行为激化了矛盾，引发农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纵火烧粮、骚乱等）。这种情况下农村的商品经济陷入瘫痪，中农与贫农的生产积极性大幅下降，让苏联粮食总产量再次出现下滑，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供应紧张。

　　斯大林将一问题归咎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等人的 “妥协政策”导致的中央意志不统一，批判布哈林 “纵容富农”“放弃阶级斗争”，将其定义为 “右倾投降主义”。评价当时的农村政策是 “小农经济无法支撑工业化” 、小农经济是“最没有保障、最原始、最不发达”、“连简单再生产都很少有可能实现”，认为“个体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主义的潜在敌人与复辟根源“，强调无产阶级与农民必然产生矛盾，需以强力改造克服。

　　这场危机直接推动联共（布）放弃新经济政策的市场调节，斯大林的结论是必须通过集体化将农民纳入计划经济体系，以行政手段全面控制粮食生产与流通。

　　1929年11月，斯大林发表《大转变的一年》一文，正式宣布苏联进入 全盘集体化阶段。1929 年 12 月 27 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公开宣布：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

　　不过新经济政策的终止并非一个平和的过程，而是伴随着广泛而激烈的民间反抗，最激烈的反抗来自于苏联几个主要的产粮区，农民则是最主要的反抗力量。

　　作为苏联最重要的产粮区乌克兰地区，农民的反抗尤为激烈。因为全盘农业集体化政策实施的核心区域就是乌克兰，农民们采取了各种手段来破坏集体化运动，如屠杀牲畜、焚烧粮食、纵火等，乌克兰西部地区的农民甚至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反对苏联的统治。

　　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地区的反抗则更加暴力。1929 年和1931年在布里亚特、阿布拉勒和西伯利亚北部等地区先后爆发了上百次反对集体化的起义，最大规模达到了近2万人左右。

　　伏尔加河流域的反抗则是通过消极怠工来表现的。中伏尔加、中央黑土州地区的集体农庄劳动力利用率仅为 25% 到 31%。农民们故意降低劳动效率，甚至在收割时故意留下田里的粮食，以便以后为自己拾取。

　　根据苏联解体后公布的国家政治保卫局（OGPU）的绝密报告，仅1930年2月和3月间全国就发生了群众性骚动 7576 起。

　　而苏联政府的对策是加大力度，斯大林不仅动用了常规军队，还派遣了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部队。在过程中使用了包括机枪、装甲车和火炮在内的重型武器，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结果是仅1930年就有180 万暴力反对新政策的 阶级敌人 被流放至西伯利亚。

　　面对政府的高压政策，农民的反抗方式发生了转变。从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变为更加隐蔽的抵抗形式：

　　消极怠工。农民们在集体农庄里出工不出力，故意延长工作时间但效率低下。一些农民甚至长期旷工，宁愿挨饿也不愿为集体农庄工作。

　　偷窃和抢夺。在集体农庄中，偷窃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现象十分普遍。农民们认为，既然土地和生产资料都是集体的，那么收获的粮食也应该有他们的一份。

　　逃离村庄。许多农民，特别是年轻人，选择逃离农村，前往城市或边远地区。这导致了严重的农村劳动力流失问题。

　　这种反抗虽然形式上趋于隐蔽，但造成的经济损失却十分巨大。农业生产严重下降，1932 年的粮食产量比 1928 年减少了 16.8%。并最终导致了 1932-1933 年的大饥荒。

　　面对民间的广泛反抗，斯大林政府则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手段来推进集体化和确保粮食征收。

　　首先是加速推进集体化进程。1930年1月苏共通过了《关于集体化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将全国农村划分为三类地区，规定了每类地区完成集体化的时间和负责官员的政绩直接挂钩，并试图通过加快进度来减少阻力。

　　其次是实施严格的粮食征收制度。政府实行了 义务交售制，规定集体农庄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和数量交售粮食。1932年颁布了 麦穗法，规定盗窃集体农庄粮食可处死刑。据统计，仅 1932 年就有 22.4 万例死刑判决与此相关。

　　第三是建立拖拉机站系统，通过控制农业机械来加强对集体农庄的控制。拖拉机站不仅提供农业机械服务，还负责监督集体农庄的生产和粮食交售。这种制度使农民完全依赖于国家，失去了生产的自主权。

　　第五是全面没收富农财产，斯大林在1930年4月的《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将富农描述为 吸血者、蜘蛛和恶魔，是最残忍、最粗暴、最野蛮的剥削者。政府将富农分为三类：第一类是 反革命富农，约 6 万户，绝大多数都被处决；第二类是 反对集体化的富农，约15万户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做苦役；第三类是 一般富农，约80万户，被迁移到本地区的贫瘠地方生活，按当时的说法是从富农那里拿走的不仅有牲畜、肉类、农具，而且有种子、粮食和其他财物。留给他们的只是母亲生他们时他们所拥有的。

　　第六是建立了严密的监视网络，政府鼓励群众揭发 阶级敌人，在农村任何人如果对集体化表示不满，都可能被举报为 富农 或 反革命。

　　第七强化宣传动员，将农民反抗定性为 阶级敌人的破坏。其次是强调只有通过集体化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将集体农庄描绘成 幸福的大家庭，而将个体农民的生活描述为 贫穷和落后。禁止发表任何反对集体化的言论。

　　第八是塑造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宣传中，斯大林被描绘为农民的 慈父，是他带领农民走向了幸福生活。通过个人崇拜，政府试图让农民相信斯大林推出的所有政策是为了他们的利益。

　　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斯大林政府成功地压制了大规模的公开反抗，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国家重新全面掌控粮食分配权，支撑了工业化快速推进，同时也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与农民对国家的依附关系。

　　而苏联的集体化政策不但彻底改变了农民的经济地位，更重要的是让苏联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的彻底解体。

　　在传统农村社会，虽然存在贫富差距，但这种差距是相对的，而且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富农虽然富裕，但他们仍然是农民群体的一部分，与其他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村民们在生产和生活中相互依存，强调互助、互惠和人情关系，形成了一套以家族为纽带的互助网络。

　　而集体化将富农定性为 阶级敌人，不仅剥夺了他们的财产，还将他们驱逐出农村社会。这种做法彻底撕裂了农村社会的传统家族纽带。因为在传统农村社会，长老、富农、宗教领袖等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权威。他们不仅是经济上的成功者，也是文化和道德的传承者。集体化打破了这种传统权威结构，取而代之的是由上级任命的集体农庄主席和党支部书记。这些新的权威人物往往缺乏传统的道德权威，只能依靠行政权力维持统治。

　　家庭结构也产生变化。在传统农村社会，血缘关系的大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集体化要求农民以集体为单位进行生产，家庭的经济功能被大大削弱。同时，由于集体劳动的需要，传统的大家庭开始解体，核心家庭成为主流。这种变化不仅影响了经济生活，也影响了家庭关系和代际关系。因为农民间不再是互助的伙伴，而是集体劳动的 社员。同时集体化过程中的阶级斗争，让邻里之间相互揭发、相互斗争，传统的和谐被彻底破坏。

　　劳动观念产生的差异同样重要。传统的农民有着自己的劳动节奏和方式，他们根据季节和天气安排生产，注重劳动的质量而非数量。农民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特殊的观念。因为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祖先留下的遗产，是家族延续的象征。而集体化将私有财产视为 万恶之源，要求农民按照统一的时间上下班，像工人一样实行定额管理，以工分代替工资。可以说这种工厂化的劳动方式与农民的传统观念格格不入，也不符合实际的农村生产情况。

　　可以说苏联自1928年后就从未实现稳定、全面的农产品自给。二战期间更是在战时配给的基础上完全依赖美国的援助来维持供应。到赫鲁晓夫时期才逐步恢复1928年的产量水平，直到2001年才重新实现粮食完全自给并转为出口国，结束了苏联时期长期粮食进口的局面。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集体化确实为苏联的工业化提供了必要的支持。通过集体化和强制征购，国家获得了工业化所需的粮食和资金。1930 年，粮食收购量比上年提高了 26.5%，出口量提高了 2724%。这些粮食出口换取的外汇被用于购买工业设备，支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在 1928-1932 年间，重工业产值暴增了 9 倍。

　　这种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工业化模式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首先，它造成了城乡差距的扩大和工农矛盾的加深。农民不仅失去了经济自主权，还要承受沉重的负担，而城市居民则享受着工业化带来的好处。其次，它导致了农业的长期落后。由于缺乏投资和技术进步，苏联农业直到 1950 年代仍未恢复到 1913 年的人均粮食产量水平。第三，它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在集体化过程中，大量的生产资料被破坏，劳动力被浪费，这对一个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来说是巨大的损失。

　　更重要也是最直接也是最触目惊心的是人口的损失。集体化导致的1932-1933 年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关于死亡人数，不同的统计来源给出了不同的数字。根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方面研究机构的数字，苏联大饥荒的全国死亡人数在 600 万到 700 万之间。其中乌克兰作为主要产粮区，受灾最为严重，死亡人数达到 300-400 万左右；伏尔加河流域死亡约 100 万人，哈萨克斯坦地区死亡 180 万人，北高加索地区也有大量人员死亡。这些地区不仅是粮食主产区，也是农民反抗最激烈的地区，政府的也最为严厉。这也为苏联的最终解体埋下了伏笔。

　　回溯红色革命征程，解读苏联兴衰、国际歌精神传承、列宁主义实践，在意识形态与历史实践的交织中，梳理社会主义运动的史诗篇章。